⑧巧伪是杂篇《盗跖》篇盗跖斥孔子语。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为从孔子那里也很难找到像恻隐观念和心性理论这样足以与佛禅倡导的普遍性慈悲为怀、直指人心见解相抗衡的思想资源，他才会公然撇开这一千多年间的众多显赫儒者于不顾，沙里淘金地单单挑出了孟子这位将仁义原则推扩到普遍性之端的儒者，把他说成是孔子思想的唯一接班人——所谓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他在衰年定论中反复指出：虽然孔子五十岁后转而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但其早年却积极倡导以宗法思想为主干、偏重天下为家的小康礼教，并且极大地影响到了孟子荀子以及宋明儒学（见《原儒上卷·原外王第三》、《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

孟子主张以孝治天下，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综上所述，孟子不仅比孔子更充分地强调了孝的特殊性维度，而且也比孔子更充分地强调了仁的普遍性维度，结果不仅比孔子更充分地展示了传统儒家的核心价值，而且也比孔子更充分地彰显了两者在儒家架构内所陷入的深度悖论。2.张岱年曾指出："墨子最崇尚义，孟子的注重义，将义与仁并举，大概是受墨子的影响。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原因很简单：只有孟子才以后世儒者绕不过去的原创性方式，继承发展了孔子首倡的普遍仁义观念。

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对此他们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无需废话，单凭《孟子》一书的篇幅最长，肯定不足以解释这个奇异的现象。

换言之，即便韩愈等人当时没有把孟子纳入道统，后世肯定也会有其他儒者出于儒家发展脉络的内在需要，不惜舍弃孔子的众多亲炙弟子、再传门生乃至血脉嫡孙，单单挑出当时看起来并不怎么起眼的孟子，作为绵延孔子思想的头号传人。关键词：儒家 孟子 亚圣 孝悌 仁义 悖论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了用孔孟之道作为儒家的代名词，因此也很少深入反思一个具有思想史意义的重要问题：在孔子去世之后那么多的著名儒者中，为什么从韩愈起的儒家主流学者偏偏挑选了一个在当时并不怎么特别起眼的孟子与作为至圣的孔子相提并论，乃至最终在儒家的道统内赋予了他（而非颜子、有子、曾子、子思、荀子等人）以亚圣称号呢？本文试图围绕儒家思潮的两大支柱理念——孝和仁，对此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因此，孟子虽然在彰显其唯一性方面确有创新，但毕竟还难以说成是鹤立鸡群。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4.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8页。不过，尽管存在种种缺陷，熊十力试图通过这些批评找到一条消解儒家仁孝悖论的途径，还是充分体现了他作为20世纪最富于原创性和批判性的儒家大师的理论特色，同时也因此真正奠定了他在现代儒家思想史上同样绕不过去的里程碑地位。

尽管宋明儒家对于韩愈说的博爱之谓仁也有一些微词，但由于同样承担着排佛抑老的历史使命，他们也只能是别无选择地照着他首倡的道统讲，在孔子之后首先从孟子那里汲取种种精神养料和理论资源，凭借彰显仁理或仁心的理学、心学，来对抗佛教慈悲观念以及道家齐物观念向儒家提出的严峻挑战。尤其是他在独树一帜的心性理论中提出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等见解，更是将普遍性的仁爱直接建立在看到他人受到伤害便会生发出来的恻隐同情的基础之上。6.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8页。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不但没有提到与孔子关系更紧密、同时身为孟子师长辈的有子、曾子、子思等人，而且也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贬抑了当时颇有名气的荀子、扬雄等人。

有鉴于此，我们要找到孟子何以成为亚圣的内在原因，自然也应当首先从作为儒家命根子的这两个支柱理念入手。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7.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9页。孟子最顽固，宗法思想狭隘一团。

四 尽管孟子凭借他在普遍仁义观念方面的原创性贡献成为儒家思潮当之无愧的亚圣，但如上所述，他也没有因此消解、相反还进一步加深了仁与孝在儒家架构内陷入的内在悖论。8.徐复观虽然不同意熊十力对于孟子孝治论的激烈批评，却也提出了某些类似的看法：孟子关于"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的见解是"非常有害的说法"，"容易发生流弊"（见《徐复观文集》第一卷《文化与人生》，李维武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在《原道》中描述儒家道统的时候他曾明白指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儒者不是别人，又是孟子。

同时，在孟子之后，虽然荀子和董仲舒也因为大力推崇礼义和三纲的缘故在儒家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却又流露出强调忠孝胜于仁义的片面性，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用忠孝不能两全的伦理悖论替代和遮蔽了仁孝不能两全的伦理悖论。事实上，在孔子的门生中，其言似夫子的有子便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首先，他把爱亲敬兄说成是人们生下来便拥有的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从而无需诉诸子生三年的血亲事实，就充分彰显了孝悌规范的天经地义。事实上，朱熹在选编《四书》的时候，之所以独具慧眼地在专门记录子曰的《论语》、高度提纲挈领的《大学》和富于哲理意味的《中庸》之外又挑中了《孟子》一书，却毫不手软地把先秦其它儒家论著（包括大名鼎鼎的《孝经》）统统弃之一旁，主要就是基于这一考虑。不过，虽然也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泛爱众（《论语·学而》）等见解，孔子毕竟还没有彰显仁爱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性意蕴，也没有清晰地指出仁爱对于不害人前提的依赖。（《乾坤衍·辨伪》）而他为此给出的论证恰恰是：孟氏似未免为宗法社会之道德训条所拘束，守其义而莫能推，则家庭私恩过重而泛爱众之普感易受阻遏（《论六经》）。

2.张岱年曾指出："墨子最崇尚义，孟子的注重义，将义与仁并举，大概是受墨子的影响。综上所述，孟子不仅比孔子更充分地强调了孝的特殊性维度，而且也比孔子更充分地强调了仁的普遍性维度，结果不仅比孔子更充分地展示了传统儒家的核心价值，而且也比孔子更充分地彰显了两者在儒家架构内所陷入的深度悖论。

有鉴于此，如果说正是孟子对于孔子仁爱观念的原创性发展才使他能够在儒家道统中享有亚圣地位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也只有在后儒家的架构中高扬孔孟的普遍仁义观念，才能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真正确立起中国儒家作为仁学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他又极大地强调了孝的重要意义，甚至还在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康诰》）的命题中，将其说成是人生在世的终极性元善。

只有诉诸它包含的远比《大学》和《中庸》更富于原创性的思想观念，我们才能找到个中隐藏的玄妙天机。诚然，孟子在这些方面也从倡导兼爱和公义、反对别相恶交相贼、主张杀一人谓之不义的墨子那里汲取了一些思想资源。

从这里看，我们能从孟子成为儒家亚圣的根本原因中得出的一个重要启迪是：要想在当前现代化、全球化的氛围中重新激发儒家的生命活力，我们就应当像现代新儒学的创始人熊十力那样，一方面深刻批判儒家鼓吹天下为家的小康礼教，彻底打碎忠孝至上的特殊主义架构，另一方面积极弘扬儒家主张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赋予普遍仁义以压倒一切的终极意义。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尽管古往今来的儒者们曾经提出和阐发了大量都有儒家特色的概念（诸如诚、敬、天理、良知等等），但如果说去掉其它概念儒家仍然还有资格叫做儒家的话，一旦去掉了孝和仁之中的任何一个，儒家却再也不可能成其为儒家了。原因很简单：只有孟子才以后世儒者绕不过去的原创性方式，继承发展了孔子首倡的普遍仁义观念。不过，这种借鉴并不足以抹煞他自己对于儒家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

孔子一方面从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的角度出发，颇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子女理应对父母尽孝的血亲理据，另一方面又直接继承周公将孝视为元善的看法，反复强调了它在道德生活中的源头意义：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其次，他还明白主张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从而通过仁义一体的途径，有效地弥补了孔子没能自觉指出仁爱以不害人为前提的理论缺失。

尽管不是孔子的亲炙弟子，孟子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一点也不比有子和曾子逊色，毋宁说更富于创造性。结果，对于儒家来说，仁与孝这两大支柱理念的张力冲突也因此构成了一个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根本问题，以致历史上的所有儒者都没法绕开它们之间的深度悖论——就像他们没法绕开孟子做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那样。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明白把孝说成是仁之本，而据说撰录了《孝经》的曾子则进一步将其提升到天下之大经（《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的重要地位予以彰显。当然，熊十力对孔孟的批评也有某些偏颇之处。

与只是点到为止的周公不同，孔子不但在哲理高度上清晰地赋予它爱人的内涵，而且也更充分地肯定了它的价值意义，将它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以致儒家思想常常又以仁学著称。结果，以血亲之孝作为人伦道德的本根基础，便成为了儒家思想的一大独具特色。对此他们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同时，颜子虽然在践履仁德的方面十分突出，据说出自子思之手的《中庸》虽然强调了仁者人也，但他们也都缺乏足够扎实的理论建树。

他还一反以往主流儒家的通行定位，别出心裁地认为孟子比荀子更狭隘更固蔽：孟子、荀卿同是坚守小康之壁垒，与大道学说之主旨根本无可相容。三 如果说孟子在孝和仁及其悖论性关系的问题上都大大发展了孔子，那么，其中主要又是哪种因素直接导致他被后世主流儒者纳入道统、奉为亚圣的呢？细究起来，应该说是孟子在普遍性仁义观念方面做出的无法替代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从这个角度看，在孔子去世之后的一千多年间，虽然献身儒学的人士难以数计，却只有孟子一人真正原创性地发展了孔子的爱人之仁观念，不但将其推扩到无不爱的普遍性之端，而且还将其与不害人之义内在地结合起来。进一步看，在孔子那里，孝与仁这两大支柱理念之间已经存在着某种反讽性的悖论了：一方面，他试图以血亲孝悌为基础实现泛爱众之仁。

事实上，只要在不害人的前提之上来理解爱人之仁，这个命题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不可坑人害人，应当爱人助人的质朴信念确立为评判一切道德善恶的普适性标准，明白主张：任何没有坑人害人、而是爱人助人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善的，任何没有爱人助人、而是坑人害人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恶的，从而成就了人类道德意识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历史进步。只是强调孟子的普遍仁义观念在排佛抑老方面的理论效应的韩愈和宋明儒者，当然就更不可能跳出这种悖论性架构而否定传统儒家的血亲情理精神了。